余世甘讲述华人的过去与现在
转载自国际日报20111216期 >> 第B3版:社会新闻
印尼华人分成三个群体
第一部分 操荷语群体、侨生和新客
那时候还没有名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国家，这三个“国家”（地区）当时还只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区域。如果有中国人要漂泊到这个地区来，该怎么说呢？当然不会说是“要到印度尼西亚去”，或是“要到马来西亚去”。他们会用普通话说：“下南洋”(XiaNanYang)。大意就是下到南海去。（Turun KeLaut Selatan）
所说的“南洋”并非指特定的统一国家或地区。如果有人问“下南洋”到哪里去？才回答某个特定地区。比如说是到巨港（即Pelembang）。他们并不知道 Pelembang这地名，但巨港（Ji Gang）几乎是家喻户晓。巨港是郑和舰队“下西洋”必到的重要城市。巨港意为大港口（Pelabuhan Besar）。它确实是每个下南洋的人首选的目的地。
如果不到巨港，他们会选择到三宝垄（Semarang），或到山口洋（Singkawang），或到椰城 （Jakarta），或是到万隆（Bandung）去。他们不像现在人那样晓得南洋地区各个城市的名称。他们所到之处，都给予一个中文名。
下南洋的浪潮不知是几百年前，甚或已有千年。而我也不晓得最早是用哪个名称，是Pelembang呢还是巨港，是Pontianak或坤甸，Surabaya或泗水，Banjarmasin或马辰。移民不断地涌来，中国人来南洋地区已有数百年历史，也有的只有数十年。正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同，所以这一部分中国人有别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于是，在印尼的中国人可分成三个群体：新客（Totok）、侨生 (Peranakan)和操荷语群（Hollands Spreken)。新客是指他们在印尼只是第一代（其父母出生在中国）或他们本身也是在中国出世。当他们还在孩提时就被带下南洋。侨生是指几代人都已生长在印度尼尼西亚。操荷语群体是指日常用语为荷语，不论他们出生在哪里，他们身穿西装结领带。吃饭时用匙和叉，过农历年也不像侨生和新客那样张灯结彩。
侨生一般从事农业、园丘和做生意。他们会讲爪哇、米南加保、巽达、武吉士话和所住地的方言。他们不一定要送孩子进华文学校。
我曾在香港参加旅港万隆华人举行的庆祝万隆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会。虽然他们不再是印尼籍民已几十年了，但在纪念会中他们几乎全部讲巽达语。
过去，讲荷语者一般都是在荷兰人的大企业当总经理或经理，或者是律师、公证人、会计或其它须通晓荷语的职业。这是由于他们在荷兰法律制度下必须同荷兰官员打交道。
至于新客，他们一般是从事劳务或当杂货小贩，或是当小维修厂业主。久而久之，这群人有了自己的工厂。因为语言困难（荷语、印尼语或方言）这群人被正规的能操上述三种语言的群体“边缘化”。
这群被边缘化的新客，必须刻苦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开始时，因为他们与工厂的日常“用语搭不上”而无法在工厂做工。他们也不能务农，因为务农需要土地证。他们只能一巷到一巷、一村到一村地卖日用杂货。如果想赚工厂的钱，也不能直接进厂只能在工厂篱笆外等工人下班后做买卖。
侨生则比较富有，而其地位也只是第二等级。社会地位最高是讲荷语群体。社会地位最低是新客。一般上讲荷语者的子女是与同样讲荷语子女通婚。所谓“门当户对”。侨生与侨生通婚。新客也如此。讲荷语者的父母告诉其子女，“如果你们和新客结婚，那么吃饭得用筷子”，“如果与侨生结婚，那么吃饭得用手抓”。
一般上，新客会阻止其子女与讲荷语者结婚，他们说：“你将变成不懂风俗的一个人”，或者，“将不会尊重祖宗”。
荷语群体一般上把孩子送进荷文学校，或送他们到荷兰或德国去留学。侨生送子弟到附近的学校，即使得进国立学校也不妨。新客则把孩子们送到华文学校念书。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现象。
那时候还没有名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国家，这三个“国家”（地区）当时还只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区域。如果有中国人要漂泊到这个地区来，该怎么说呢？当然不会说是“要到印度尼西亚去”，或是“要到马来西亚去”。他们会用普通话说：“下南洋”(XiaNanYang)。大意就是下到南海去。（Turun KeLaut Selatan）
所说的“南洋”并非指特定的统一国家或地区。如果有人问“下南洋”到哪里去？才回答某个特定地区。比如说是到巨港（即Pelembang）。他们并不知道 Pelembang这地名，但巨港（Ji Gang）几乎是家喻户晓。巨港是郑和舰队“下西洋”必到的重要城市。巨港意为大港口（Pelabuhan Besar）。它确实是每个下南洋的人首选的目的地。
如果不到巨港，他们会选择到三宝垄（Semarang），或到山口洋（Singkawang），或到椰城 （Jakarta），或是到万隆（Bandung）去。他们不像现在人那样晓得南洋地区各个城市的名称。他们所到之处，都给予一个中文名。
下南洋的浪潮不知是几百年前，甚或已有千年。而我也不晓得最早是用哪个名称，是Pelembang呢还是巨港，是Pontianak或坤甸，Surabaya或泗水，Banjarmasin或马辰。移民不断地涌来，中国人来南洋地区已有数百年历史，也有的只有数十年。正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同，所以这一部分中国人有别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于是，在印尼的中国人可分成三个群体：新客（Totok）、侨生 (Peranakan)和操荷语群（Hollands Spreken)。新客是指他们在印尼只是第一代（其父母出生在中国）或他们本身也是在中国出世。当他们还在孩提时就被带下南洋。侨生是指几代人都已生长在印度尼尼西亚。操荷语群体是指日常用语为荷语，不论他们出生在哪里，他们身穿西装结领带。吃饭时用匙和叉，过农历年也不像侨生和新客那样张灯结彩。
侨生一般从事农业、园丘和做生意。他们会讲爪哇、米南加保、巽达、武吉士话和所住地的方言。他们不一定要送孩子进华文学校。
我曾在香港参加旅港万隆华人举行的庆祝万隆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会。虽然他们不再是印尼籍民已几十年了，但在纪念会中他们几乎全部讲巽达语。
过去，讲荷语者一般都是在荷兰人的大企业当总经理或经理，或者是律师、公证人、会计或其它须通晓荷语的职业。这是由于他们在荷兰法律制度下必须同荷兰官员打交道。
至于新客，他们一般是从事劳务或当杂货小贩，或是当小维修厂业主。久而久之，这群人有了自己的工厂。因为语言困难（荷语、印尼语或方言）这群人被正规的能操上述三种语言的群体“边缘化”。
这群被边缘化的新客，必须刻苦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开始时，因为他们与工厂的日常“用语搭不上”而无法在工厂做工。他们也不能务农，因为务农需要土地证。他们只能一巷到一巷、一村到一村地卖日用杂货。如果想赚工厂的钱，也不能直接进厂只能在工厂篱笆外等工人下班后做买卖。
侨生则比较富有，而其地位也只是第二等级。社会地位最高是讲荷语群体。社会地位最低是新客。一般上讲荷语者的子女是与同样讲荷语子女通婚。所谓“门当户对”。侨生与侨生通婚。新客也如此。讲荷语者的父母告诉其子女，“如果你们和新客结婚，那么吃饭得用筷子”，“如果与侨生结婚，那么吃饭得用手抓”。
一般上，新客会阻止其子女与讲荷语者结婚，他们说：“你将变成不懂风俗的一个人”，或者，“将不会尊重祖宗”。
荷语群体一般上把孩子送进荷文学校，或送他们到荷兰或德国去留学。侨生送子弟到附近的学校，即使得进国立学校也不妨。新客则把孩子们送到华文学校念书。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现象。
《爪哇邮报》称呼华人已超过八年
第二部分 印尼华人怎么样？
时代改变了，在新秩序垮台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致感到突如其来。华人从未获得像现在这样好的地位，甚至到了新秩序末期，我们也从未料到会发生如此巨变。
诚然，太多的华人已为此变化付出牺牲（Tumbal）。可说1998年事件中的牺牲者开启了印尼华人的“新时代”（Za-manBaru），
然而，民主斗士如阿敏莱士、瓦希德和其后来者，他们的功劳也很多，虽然他们所做的斗争和牺牲并不是特别为了华人，但斗争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华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犹如印尼其他种族一样。
如今，在新时代里，以前那样的区分“新客、侨生和荷语群体”已不相适应了。不单不相适应，而且已经自然地消除了。各群体间的通婚已根本不成问题。此三个群体间的社会地位已没有差异。他们的职业和专业互相搀和了，根据孩子们所读学校来区分已不管用了。
受民主之赐，不论根据什么来区分，都已毫无意义。甚至，已不允许再以“华人”和“本地人”的旧模式来区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比方说，在这个新时代如何给“Tionghoa”（华人）下个定义。
我曾经出席一个由印尼华裔总会（INTI）召开的座谈会。在那次论坛上，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用汉语（Bahasa Mandarin）如何称呼印尼的华人。如果称为非原住民（Nonpribumi）已经不适合，看起来有点反民主的味儿。那么用汉语该如何称呼呢？
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似乎大家都有一种共识：称呼“中华”（Tionghoa）是最赏心悦耳的。“Tionghoa”（华人）的含义已成为“已经选择居住在印度尼西亚并成为印尼籍民的华族人群”。“中华”这个称谓已非常中听，对华族来说已没有从音调上、直觉上、感觉到那种“支那-支那什么的”不良影响。用“中华”的称谓来取代“非原住民”或“支那”（Cina）已经非常确切。
我作为爪哇人（虽然我的心是华人的心）最初也感到如何向读者说明叫“支那”不好？那有什么错？诸如此类的问题林林总总，特别是在《爪哇邮报》集团启用“Tionghoa”这个称谓来取代“非原住民”或“支那”之后。
《爪哇邮报》确实是自觉的采取此举措的印尼首家报纸。
当然期间有些说《爪哇邮报》不科学，同时此种举措也不是根据社会大众生活的现实，即许多人已习惯说“支那”，为何必须改变？
我不可回答说用“支那”称谓有“边缘化”和“蔑视”的感觉。那样他们就会说：“我们并没有那样的感觉呀”；或者，他们会说：“啊，那是无中生有”；甚至，有的人会说：“哦，我们中没有人认为叫‘支那’是鄙视”。
当然，事实就是那样。但，华人群体会产生这种感觉也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他们中有这种感觉的人久而久之变成了多数。实际上，在新秩序之初，自从当权者有预谋地用‘支那’来称呼，而不再是对某一种族的定义，同时也为了把这个族群“边缘化”。开口闭口“支那”（Mencina-cinakan），一切的恶意都含蓄其中。
当然，并非所有华人都晓得那样。甚至许多华人表示，当称呼他们为‘支那人’时，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更有甚者，“Tionghoa”（中华）的称谓是源自福建省、广东省一带的方言。
那么，那些以前不是来自上述省份的‘支那“人怎么样？但，在“Pencina-cinaan”的背景下，最终致使华人不论是以前来自哪里，最终都晓得他们被逼入困境(Menyudutkan)。
那么，我要如何让《爪哇邮报》读者接受以“华人”（Tionghoa）来取代“支那”（Cina）？首先是我如何使所有《爪哇邮报》集团的编辑和记者都确信这点（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我们在全印尼拥有100家左右的报纸）当初也很难让他们明白。
为此，我必须向印尼华裔总会（INTI）领导，特别是极其精明的汪友山（Eddy Lembong）先生道谢。不晓得怎样，汪友山在伊斯兰教义中发现了一节译文，意译是：“以他本人听来觉得悦耳，去称呼某个人吧！”
就是这样，我得到了窍门，我得到“子弹夹”和“子弹”，于是乎，我也说，没有“支那”人不喜 欢 别 人 称 他 为 华 人（Tionghoa）的。恰恰相反，多数华人不喜欢被叫为“支那”。按逻辑来说，我们根据伊斯兰教义的经文使用听者喜悦的字眼来称呼人家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那些肥胖的人为“大胖子”（Si Gendut），或叫没头发的人为“光头”（Si Botak），虽然那也是事实。或者，我们叫事实上是愚笨的人为“水牛”（Si Kerbau）？
至今，《爪哇邮报》集团用“Tionghoa”来称呼华人已超过八年之久，看来已更加自然，更能被接受。
而更困难的是在印度尼西亚 的 华 人 如 何 用 汉 语（Mandarin）来自称？还是用“我们中国人”或“华人”或是“印尼华人”？那么，华人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内”（Guo Nei）吗？
时代改变了，在新秩序垮台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致感到突如其来。华人从未获得像现在这样好的地位，甚至到了新秩序末期，我们也从未料到会发生如此巨变。
诚然，太多的华人已为此变化付出牺牲（Tumbal）。可说1998年事件中的牺牲者开启了印尼华人的“新时代”（Za-manBaru），
然而，民主斗士如阿敏莱士、瓦希德和其后来者，他们的功劳也很多，虽然他们所做的斗争和牺牲并不是特别为了华人，但斗争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华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犹如印尼其他种族一样。
如今，在新时代里，以前那样的区分“新客、侨生和荷语群体”已不相适应了。不单不相适应，而且已经自然地消除了。各群体间的通婚已根本不成问题。此三个群体间的社会地位已没有差异。他们的职业和专业互相搀和了，根据孩子们所读学校来区分已不管用了。
受民主之赐，不论根据什么来区分，都已毫无意义。甚至，已不允许再以“华人”和“本地人”的旧模式来区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比方说，在这个新时代如何给“Tionghoa”（华人）下个定义。
我曾经出席一个由印尼华裔总会（INTI）召开的座谈会。在那次论坛上，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用汉语（Bahasa Mandarin）如何称呼印尼的华人。如果称为非原住民（Nonpribumi）已经不适合，看起来有点反民主的味儿。那么用汉语该如何称呼呢？
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似乎大家都有一种共识：称呼“中华”（Tionghoa）是最赏心悦耳的。“Tionghoa”（华人）的含义已成为“已经选择居住在印度尼西亚并成为印尼籍民的华族人群”。“中华”这个称谓已非常中听，对华族来说已没有从音调上、直觉上、感觉到那种“支那-支那什么的”不良影响。用“中华”的称谓来取代“非原住民”或“支那”（Cina）已经非常确切。
我作为爪哇人（虽然我的心是华人的心）最初也感到如何向读者说明叫“支那”不好？那有什么错？诸如此类的问题林林总总，特别是在《爪哇邮报》集团启用“Tionghoa”这个称谓来取代“非原住民”或“支那”之后。
《爪哇邮报》确实是自觉的采取此举措的印尼首家报纸。
当然期间有些说《爪哇邮报》不科学，同时此种举措也不是根据社会大众生活的现实，即许多人已习惯说“支那”，为何必须改变？
我不可回答说用“支那”称谓有“边缘化”和“蔑视”的感觉。那样他们就会说：“我们并没有那样的感觉呀”；或者，他们会说：“啊，那是无中生有”；甚至，有的人会说：“哦，我们中没有人认为叫‘支那’是鄙视”。
当然，事实就是那样。但，华人群体会产生这种感觉也不是无中生有。至少他们中有这种感觉的人久而久之变成了多数。实际上，在新秩序之初，自从当权者有预谋地用‘支那’来称呼，而不再是对某一种族的定义，同时也为了把这个族群“边缘化”。开口闭口“支那”（Mencina-cinakan），一切的恶意都含蓄其中。
当然，并非所有华人都晓得那样。甚至许多华人表示，当称呼他们为‘支那人’时，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更有甚者，“Tionghoa”（中华）的称谓是源自福建省、广东省一带的方言。
那么，那些以前不是来自上述省份的‘支那“人怎么样？但，在“Pencina-cinaan”的背景下，最终致使华人不论是以前来自哪里，最终都晓得他们被逼入困境(Menyudutkan)。
那么，我要如何让《爪哇邮报》读者接受以“华人”（Tionghoa）来取代“支那”（Cina）？首先是我如何使所有《爪哇邮报》集团的编辑和记者都确信这点（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我们在全印尼拥有100家左右的报纸）当初也很难让他们明白。
为此，我必须向印尼华裔总会（INTI）领导，特别是极其精明的汪友山（Eddy Lembong）先生道谢。不晓得怎样，汪友山在伊斯兰教义中发现了一节译文，意译是：“以他本人听来觉得悦耳，去称呼某个人吧！”
就是这样，我得到了窍门，我得到“子弹夹”和“子弹”，于是乎，我也说，没有“支那”人不喜 欢 别 人 称 他 为 华 人（Tionghoa）的。恰恰相反，多数华人不喜欢被叫为“支那”。按逻辑来说，我们根据伊斯兰教义的经文使用听者喜悦的字眼来称呼人家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那些肥胖的人为“大胖子”（Si Gendut），或叫没头发的人为“光头”（Si Botak），虽然那也是事实。或者，我们叫事实上是愚笨的人为“水牛”（Si Kerbau）？
至今，《爪哇邮报》集团用“Tionghoa”来称呼华人已超过八年之久，看来已更加自然，更能被接受。
而更困难的是在印度尼西亚 的 华 人 如 何 用 汉 语（Mandarin）来自称？还是用“我们中国人”或“华人”或是“印尼华人”？那么，华人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内”（Guo Nei）吗？
附注：余世甘Dahlan Iskan是印尼现任国企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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